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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春书(周恩来扮演者)的博客

山西省话剧院演员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周恩来如何对待曾经恋人:不做妻子可以成为朋友  

2010-11-23 10:02:3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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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次,陈毅出国访问归来,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宾馆联欢,吹拉弹唱,跳交谊舞。张茜因担心陈毅的身体,就劝他早些回来睡觉,以养足精神。陈毅也满口答应。但由于联欢晚会散场很晚,陈毅直到凌晨2点方归,张茜生气,一赌气就将陈毅关在了门外。陈毅连连敲门也不开,便真动了肝火,他让卫士找来秘书,见面就嚷道:“离婚!离婚!”

周恩来知道后,便在第二天饭后,请陈毅夫妇、罗瑞卿夫妇一同散步。这时,忽有一只风筝在头顶飘过。望着碧蓝的天空中悠悠飘荡的风筝,周恩来微笑着走到张茜身边,指着天空说:“张茜,我给你提个建议。你管陈老总,也要像放风筝。线头在你手里,你要把线绳拉得不紧不松,如果线绷得太紧,‘嘣’,线绳断了,风筝就会飞了!”

一边的罗瑞卿夫妇不禁笑起来。张茜也马上理解了总理的意思和一番好心,点头称是,心悦诚服。

但张茜还是对陈毅不放心,毕竟陈毅已是60多岁的人了,他白天每参加一场外事活动,总是要提前熬夜、批阅许多文件,做些必要的“功课”。如果出国访问,那又要开许多预备会议,向总理、主席请示许多问题。1965年9月,陈毅又要访问西亚非洲六国。面对这样一个让人喘不过气来的外事日程安排,张茜流泪了。她思量再三,最后还是找到周总理,要求总理减少陈毅的外事活动,特别是出国访问长途飞行舟车劳顿的外事活动。这倒使周总理为难起来了。但他还是把这件事对随同出访的外交人员讲了,要他们在国外对陈老总在工作和生活方面多加照顾和关心。

启程前一天,陪同陈毅出访的全体工作人员开了一次大会。周总理打破常规亲自作了动员讲话。他除了说明此行的任务外,还很有风趣地把张茜如何流泪如何关心陈毅健康的事简单说了一遍。周恩来最后以同情加勉励的口气说,陈老总在百万大军的战场如履平地,大江大海不知渡过多少,怎么在外交战线上,张茜竟动起了儿女之情呢?周恩来又说,这也难免,陈老总的出访任务最近的确是多了一些,但这也是中央对老总的信任和重托。他看了看张茜红肿的眼睛又说:“这个思想工作,还是交给邓大姐来继续做吧。”

轮到陈毅讲话,依然是响亮风趣:“我是总理的兵,总理指到哪里,我就打到哪里,张茜为我瞎操心!”说罢,哈哈大笑,逗得大家都跟着笑了。

周恩来显示对待曾经恋人的态度“不做妻子可以成为朋友”

婚恋是个复杂的问题。

在昆明,周恩来显示了自己对待曾经的恋人的态度。

1955年4月8日,周恩来和陈毅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。周恩来利用这一机会,和陈毅一道,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,并一起共进午餐。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,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:“多年不见了。”然后又说:“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。”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。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,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、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。

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一名先驱者,也是周恩来早期的战友。

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爱国运动时,邓颖超只有15岁,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,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。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,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。据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,“七妈”(指邓颖超)曾对她说,“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,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。当时我曾经以为,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,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。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。”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,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。

当周秉德自己在爱情方面遇到挫折,想听听周恩来对情人分手时的感受时,周恩来毫不隐讳地说:“当然不平静。秉德,你已经是个成年人了,你知道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,除了恋人,还有友情,不能当妻子,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!就说张若名,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儿坐过半年牢的,我了解她的人品。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,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,出卖我们,我们还可以是朋友。”

周恩来还告诉周秉德:“张若名后来获得了法国里昂中法大学的文学博士学位,1931年就与丈夫杨堃回国任教,起先在北京,后来到了云南大学中文系当教授。1955年4月我去印度尼西亚万隆出席亚非会议,回国时从昆明路过,我和陈毅还与张若名夫妇见了面。你七妈还怪我没与他们合个影,都是老朋友了嘛!看看他们现在什么样儿了!”

1928年,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。国内一片白色恐怖,他的行踪高度保密,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。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,为了安全起见,不得不绕道欧洲。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。他告诉她,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,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。她告诉他,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,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,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,并表示决心,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。

20世纪50年代末,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,把哪怕一闪而过的“私心杂念”也要向党交心,结果她被打成右派。在不堪忍受批判,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,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,张若名得到平反,恢复了名誉,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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