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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春书(周恩来扮演者)的博客

山西省话剧院演员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红军东征时山西党组织的情况  

2010-05-07 08:26:11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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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 大约在1935年8月份,天津天气还很热。因为前一位联系人调动工作,我们已由特一区全升里搬到原英租界的一栋二层前楼上,里外两间,房间整洁宽大,南屋向阳,北屋临胡同,窗户可设安全标志,胡同东西都通大街,全院只住一东一客两家人,是做党的地下工作的理想住所。

  当时我在天津从事党的工作。一天,新的联系人李大章同志通知我:“北方局决定你到山西工作去。去了以后,用北方局特派员的名义整顿并发展党组织,先把太原市的党组织建起来,然后再建山西省党组织,总的由你负责,对外印发宣传品可用山西省工委的名义。那里的具体情况,由山西原来的同志向你介绍。我们对山西也是新联系上的,情况不够了解。等那里的交通来了,你就走。”不久,山西党组织的交通员来了,住在天津车站附近。接上关系后,就规定到太原如何接头。他们先走。随后一二天我也就离开天津了。从太原来的人,一位是中共山西工委组织部长郭进忠(李启华),另一位是工委委员张国声。

  我到太原后,先找旅店住下,就按规定到鼓楼北路东一家客店里。后来又找到郭进忠接上头。我在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同街区的一个四合院里西房小3间,找到个固定的住处。报的户口是通讯社记者。女二房东对我说,现在户口很紧,只要不是贩料面的就好。

  经过郭进忠介绍,只知道原工委成员中,书记是王伯唐(又名王继尧),组织部长是郭进忠。后来才知道张柏枫是宣传部长,张国声、周华甫是工委委员。

  到1936年春节前为止,山西党组织的整个情况是:新的省工委尚未建成,由我联系着武永祥(相当于省工委的秘书长)、胡赋行(太原市党的负责人)、张永青(五、崞、定联合区委书记)、贺德元(原名杨高梧,阳泉煤矿党支部书记)、侯承璋(寿阳肥村小学教师),还有一个李学渊(省立第一师范学生),准备让他任太原市党的组织部长。全省有正式组织联系的党员约100来人(其中太原市有70余人)。工作较活跃的有省立国民师范、省立第一师范、成成中学、女师,其他就是一些零星关系了。工厂中的工人党员只有个别关系。太原以外的五台、阳泉、平遥和寿阳共有二三十个有联系的党员。

  太原市负责人胡赋行突然向我提出,要到五台一带发动农民游击战争。我考虑五台才发展了些农民党员,还没有这样的条件,而且离陕北太远,也孤立无援,不同意他去。但他一连提了三次,我最后才答应他可去和地方上商议商议再定。后来很快接到他在太原火车站写的信说,因为没有北上的车,就搭南下的车先回家了。这时我才明白了他原来的意图,只要我同意他离开太原,他就先回家躲一段。因为他在国民师范很红,组织上曾给他建立过一个假家庭,但他只一夜就把它破坏了。这次他在国师大搜捕中没有被捕,也算是侥幸。如果再有人把他供出来,在太原确实不好存在。

  接着在报上又看到陕北红军渡河东征的消息。那时红军所到之处,和山西工委还没有联系。为了配合红军东征,我就急派武永祥同志(平遥城内人)去晋西一带,设法与红军取得联系。但是过了几天武来信说,白军封锁很严,不准一般人来往行动,只好呆在家里,暂时也回不到太原。同时太原城里也就紧张起来了,查户口,要铺保。报纸上也登出要每个市民带标志的规定。我记得是:能找到两个铺保的戴一个花的标志,能找到一个铺保的戴两个花的标志,找不到铺保的戴三个花的标志。特别我们那个二房东是个直鲁军退伍下来的老排长,对我们已经有些怀疑了。当我刚搬来时,给他说是通讯社的,他怎么也听不懂,最后解释说就是报社,他才懂了。

  前几天,我和他闲扯起来说通讯社和报社不同,我们是通讯社不是报社。他反问,那你们刚来时为什么说是报社,现在又说不是报社了呢?他既有怀疑,我就赶快争取主动,先去警察派出所说明这个问题。警察回答说,他是个粗笨人,不懂得什么是通讯社,你们不要见怪他。全市都是慌慌乱乱,有谁敢当铺保呢!我首先把警察稳住了,短期不至于再来催要铺保了。我最担心的是:首先报的职业是假的,一查就露底,假职业还不如无职业。其次,同居者(住机关的女同志)也曾到一个汽车公司亲戚处试探过铺保问题,没有人敢作保。我直接联系的两个人,武永祥在通讯社还有点关系,但一时又回不来。胡赋行走得急,原估计几天就可回来,也没有交待太原党的关系,和基层组织也联系不上了。就这样在太原硬等下去,不仅起不到什么作用,反而可能遭到破坏。还不如到寿阳肥村小学找侯承璋,看是否能在那里落脚。

  在从太原到寿阳的列车上,有便衣审问搜身。传说共产党和红军的标志在“火车头”帽子里和衣领里,他们就先搜帽子,后搜衣领子。身上没有搜出可疑东西,答话又是预先准备好的,找不出什么岔子,侥幸没有被扣留。到了上湖车站下车时,遇着大风,幸而去肥村的方向碰对了。我打听过路人问去肥村还有多远,其中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外地人,就怀疑地问:“你是共产党吧?!”我笑着说:“哪里有共产党呢!”旅途中,遇着两列兵车,从娘子关外开进山西的中部抵御红军。

  我到了肥村以后,村长不敢收留,我只得离开山西返回天津。

  在天津,经过登报寻人,北方局的李大章才到旅馆找到了我。他问你为什么不早来,汇款信上就已指定你来时的住处了。我说,汇款的信封那时邮局照例要收走,我们无法翻过信封洗密语。李又说,你们临阵脱逃,闹得一塌糊涂。对他的这样批评,我是早有精神准备的,没有完成应该完成的任务,反而跑回来,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。过了一周以后,他又笑眯眯地对我说,上次不应该对你那样批评,你还是能独立工作的。

  我离开太原之后,在北平看到《山西日报》登出前不久被捕的共产党员段若宗、刘定国、乔增录、邢思廉、曹津、张清源及冀云程等同志在太原前后被枪决的消息,内心极为悲痛!

  1936年6月间,党决定李宝森同志到山西接替我的工作。(本文作者:王文达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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